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为一种绘画术语的工笔画，在中国传统绘画体系中，主要是相对于写意画而提出的。如果说写意画以神似为根本追求，用笔多狂放不羁，那么，工笔画的特点就是用笔细密、造型工整、严谨细腻，力争能够纤毫毕现地将表现对象呈现于画纸之上。虽然从属于不同的艺术领域，一个是绘画艺术，另一个是语言艺术，但倘若允许借用绘画术语来加以表述，那么，如同刘庆邦这样一种以对生活真实的呈现为最高美学追求的小说创作方式，就完全可以被比拟为工笔画。这一点，在他的中篇小说《鸽与凤》（载《收获》杂志2025年第4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作品之所以命名为“鸽与凤”，与其中那位名叫田彩凤的乡村女性紧密相关。“凤”，指的是田彩凤其人，这个很好理解。而“鸽”，却并不是实指鸽子，指的是乡村社会中屡见不鲜的一种“放鸽子”行为。对此，叙述者在文本中曾经有过专门的说明：“任世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得知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在‘放鸽子’。放鸽子不是真的放鸽子，放的是女人。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变相卖女人，拿女人换钱。”之所以是“放鸽子”，而不是“放鸡”“放麻雀”，主要因为“鸽子比较有灵性，认路，也认家，不管把它送到多远的地方放飞，它们都能按原路飞回自己的家。”不过，“放鸽子”这一行为得以实施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在人民公社时期，男女社员都被拴在土地上，拴得死死的，现在等于把拴人的绳子解开了，人人都变成了活人，想流动到哪里都可以。”唯其可以自由流动，所以“放鸽子”也才成为可能。这也可以被看作是刘庆邦《鸽与凤》的一种言外之旨。

虽然小说标题的命名与田彩凤这位被哥哥嫂子当作谋取钱财的被物化了的乡村女性密切相关，也与某些农村地区当时存在的买卖婚姻现象相关。但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说，刘庆邦在《鸽与凤》中刻画塑造最成功的人物形象，却并不是田彩凤，而是她的婆母任世英。在具体展开对任世英这一人物形象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重温一下理论家对人物与小说关系的相关论述：“小说在历史上曾被称为‘市民史诗’，其原因在于它当时的主要读者群——中产阶级具有突出的社会地位。它被看作是这个阶级对现实认识的表现，或者换言之，对于那个世俗的、注重物质的同时也是道德化的现实表现。小说与它的丰满的、具有个性的，而且在道德上逐渐成长起来的人物形象密切相关，它也和某些观念密不可分，诸如前因后果的顺序，人物和社会按时间发展的顺序，自我和历史的渐进式发展等。”①虽然说在经历现代主义冲击之后的小说观念与形态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在笔者的理解中，能不能在深入勘探人性的基础上塑造出成功的人物形象，仍然是衡量小说创作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依照这样的标准，刘庆邦《鸽与凤》最突出的思想艺术成就，就是以工笔画的方式成功塑造了任世英这样一位别具人性深度的乡村女性形象。

倘要概括任世英的性格特点，精明与干练似乎是她当之无愧的标签。或者，借助小说中田彩凤这位颇有一点刁钻、奸猾的嫂子的话来说，就是“老猴精”，也即精明过度的意思。任世英的“老猴精”一面，在《鸽与凤》里通过大儿子的婚事可谓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她那位身有残疾的大儿子，名叫方开志，他的残疾，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拜爷爷所赐。在刚出生的时候，大冬天的，没有穿棉衣，就被爷爷抱出去炫耀。结果便落下了永远的残疾：“大儿子的右腿硬得像一根木棍，一走一扔，一点重活都干不成。大儿子的右手像撮在一起的佛手，吃饭拿筷子都掰不开镊子。”尽管如此，但因为命根子没有坏，所以，等他长大后，必然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怎样解决婚姻问题。在与田彩凤和她的哥哥嫂子不期而遇的时候，任世英所面临的，正是这样的一种困境。正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任世英之所以在早已明白田彩凤的哥嫂是要“放鸽子”的情况下，仍然不管不顾地想要将田彩凤和大儿子他们俩撮合在一起，根本原因正在于她对自己“老猴精”本性的深度自知与自信。在想方设法解决大儿子婚姻问题的过程中，任世英的精明集中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其一，是开始时候的讨价还价，以及讨价还价后的被迫服从。在刚刚改革开放不久，连手机都还没有出现，最大面额的人民币是十元钱的那个时代，为了成就儿子的这一桩婚事，任世英最终付出的竟然是多达一万元的彩礼钱，这还不算其他零碎的。其二，是刚把田彩凤带回家时的虑事周全。既然田彩凤是“鸽子”，那最大的问题就是防备她的随时“飞”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任世英一方面是百般收拢田彩凤的人心。无论是要求儿子一定要善待田彩凤，抑或还是她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对田彩凤的一再忍让，全都是为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则是采取积极手段提前预防。用她对三个婆家弟弟讲的话来说，就是：“咱们一起把方庄的天上罩上天罩子，把方庄的地上布上地网子，让她飞也飞不掉，跑也跑不掉。”其三，等到怀孕后的田彩凤生出逃离念头的时候，任世英的应对方式是软硬兼施。从硬的方面，是三个婆家弟弟恶语相加的各种威胁，软的方面，则是她本人的善言规劝：“好了，等明天你跟志儿登完了记，我再给你一百块钱。到了街上，你想吃啥东西，随便你挑。你挑啥，娘给你买啥。”尤其是，等到后来田彩凤的嫂子找上门来的时候，任世英更是凭借二儿子的强力支持予以坚决应对，最终不仅留下了田彩凤，而且还如愿以偿地把孙子方长中抱在了怀里。虽然由于大儿子的身体状况实在太差，最终还是没有留住田彩凤。在孙子还不满一周岁的时候，田彩凤“还是走了，不，是跑了。”但相较于田彩凤哥嫂的初衷来说，任世英毫无疑问已经是这场“放鸽子”交易中最大的赢家了。不过出人意料的一点是，到了小说的结尾处，在八九年时间过去之后，身罹疾病的田彩凤竟然再一次出现在方庄，出现在任世英面前。身染疾疴的田彩凤，没有回去找自己的哥哥嫂子，而是回到方庄来找任世英，从根本上构成的，正是对“放鸽子”这一行为的根本性反转。依照“放鸽子”的本意，田彩凤的回归处，应该是她的哥嫂那里。她最终选择方庄作为自己的归宿地，既是对任世英他们一家人善意的回报，也暗含着作者内心深处所持有的善终归还是要战胜恶的朴素道德观。

分析完任世英其人的“老猴精”特征之后，紧接着的一个问题便是何以会如此，或者说，任世英“老猴精”式的精明干练到底是怎样炼成的。要想说明这一点，就必须把任世英与她那不无曲折艰难的人生历程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其一，任世英的丈夫，身为外地一家金属冶炼厂的工人，一年只有十二天的探亲假。除了利用宝贵的探亲时间及时播下种子之外，其他的家庭事务便全都落到了任世英一人身上：“孩子出生后，还有一些想得到和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她一个人操心。”其二，好不容易等到丈夫退休，没想到刚回家一两年，就不幸因病而辞世：“丈夫退休后，任世英原以为，丈夫在个人岗位上退休了，正好可以专心专意当丈夫。丈夫一死，等于丈夫在丈夫的岗位上也退休了，退到了地底下，家里的大事小事还是落在了她头上。”其三，是任世英那位曾出任过人民公社副社长的父亲。只要将以上三点整合在一起，我们就不难理解，任世英的“老猴精”特点是如何生成的。

但是，作者对任世英这一人物塑造的成功之处，绝非仅仅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栩栩如神的“老猴精”形象，而是以工整、细腻的笔触在对“精”的刻画中，渗透了她生活的不易与艰辛。她有多精明，就有多无奈。这一点，只要对小说文本中类似以下的叙述话语加以深思便不难发现，“她闭上眼睛在心里对自己说：你个操心的女人啊，你咋该操这么多心哩，你的心啥时候才能操到头儿哩！话没说出声，却不由得叹了口气。”接下来，抱怨的矛头就对准了死去的丈夫：“你个死人，你难道真的死了吗？啥事你都不管了吗？你躲得还怪清净，你不知道我受的都是啥罪哟！这样在心里埋怨着，她的两个眼角子就湿了。”毫无疑问，丈夫的常年在外以及很早去世，家里的大小事务全都落在任世英身上。而她的“老猴精”，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历练出来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倘若我们只是从《鸽与凤》中读出了任世英的精明干练，而没有读出她的无奈与辛酸，就算不上是真正地读懂了这个中篇小说。

注释：

①罗吉·福勒《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词典》，第18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