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洋一海数代人——读“海那边的中国女人”爱情三部曲
上世纪90年代，恍然已经三十多年过去，那是我的小学阶段。男生性子野，放学不肯回家，总想着约上三五好友再玩点什么。彼时网吧还是极其稀罕的去处，更多的“游乐园”都在户外。抱上一个足球，往学校附近的工地旁一扎，合力抬起铁栅栏，估算好距离，就是天赐的球门。现场看护的爷叔也友善，非施工时段，没有安全之虞，乐得让孩子们奔跑一会儿。
踢了大约两周，少年的足球梦还来不及成形，爷叔的面色蓦然变得郑重。“下趟不好再来了。”他用上海话嘱咐我们，“要起高楼了，金茂大厦。”说罢，他朝工地深处一指，眼神里有些微的闪烁。
那时的我不足十岁，哪里明白希望和憧憬的意思。面对爷叔指向的虚空，唯有满心的不信。怀揣侥幸心理，此后的几个月，我们循例前去，爷叔口中的“高楼”竟然真的拔节而起，如同一颗巍峨的铁笋。
外婆家所在的杨家宅，换上了陆家嘴鲜亮的“路牌”，巨物般的楼宇相继破土而出，哪怕在长身体，我也唯有不断仰望的份。
这就是我对童年的第一印象：唯一不变的，是每天都在变。“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成了再也无人争论的旧历，报章电视上天天念叨的口号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
用今天的眼光回溯，那是“一年更比一年好”的漫长周期的开始。
2010年前后，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读研究生，结识了施天权女士。她是我的师母，也是我的老师。只是，按老派说法，“余生也晚”，无缘在课堂聆听施老师的教益，更多是在生活里接受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学生眼中，退休毫不影响施老师的时髦。每有聚会，她或旗袍，或洋装，和年轻人一样山青水绿，又深具世事洞明的气定神闲。家中待客，她也始终从容，在书房、客厅和厨房间穿梭。我确信，这份一丝不苟，应是素日寻常。
偶尔和同学聊起，施老师身上为何毫无暮气。大家各抒己见，未有确论。我也一直不明就里，直到读完“海那边的中国女人”爱情三部曲。掩卷之后，若有所思，原来，老师的“时髦”是因为恒定的力量与强烈的信念，当这些足够稳固，自然能穿越飘忽不定的世运与沉浮起落的人生。
三部曲都与爱情有关，《爱情是不可替代的》《爱情是不离不弃》《爱情是奇迹》。另一个关键词是“海那边”，三部小说的主角都是漂洋过海的中国女性，或是创业者，或是大学老师，或是留洋的高材生。在我还懵懂地踢着野球的年岁，这些主角已经各怀心事地拥抱了异国社会的陌生经验。语言的障碍，打工的疲乏，求学或创业的举步维艰，唐人街琳琅的霓虹灯尚且没有一盏为她们点亮，后厨的油烟和肥皂水却是身上洗不尽的余味。
她们的身上有背负。父辈遭遇的不平，子女深重的不解，和伴侣异地分离导致的隔膜。她们也面临诱惑。成功者和上位者的青眼，骤然降临的横财，也包括叠影幻视真假难辨的爱情。但在跌宕的人生走向面前，她们有过犹豫、彷徨、失落和焦灼，最终都能一笑看风云过。
施老师笔触所及，对华人在异国社会的生活有近乎全景式的展现。而具体到个体命运，每一人物的选择也拥有共通的内核。用施老师的话说，闯荡海外的中国女人有“撒手锏”：坚韧、刻苦和智慧。她“常被她们冥顽不化般的刚毅撞击得心灵震荡，总有一种想写一写她们的冲动”。
从我这个读者有限的眼界来看，主角们精彩的人生际遇背后，那些没有详写的“B面”，是理解这“三部曲”的钥匙。
在留学已成常态的当下，上世纪80、90年代的“先行者”们踩着时代的“风火轮”，冲向未知的领地。她们无法确认，等待自己的究竟是什么，但对于时间将要揭晓的答案，却饱含期待。
就像那一代不曾远行，驻足上海、北京、深圳或任何中国的热土上的人，见证剧变，心里也总是笃定的。百业兴盛，高歌猛进，遭逢再大的挫折都不愿“躺平”，干劲似乎是血液里天然流淌的东西。按流行的话说，当时的人“内核稳定”。反之，楼宇鳞次栉比，街区烟火繁盛，大城市发展得几无立锥之地，人们却习惯性地慨叹：大都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激越与伤感，都是人所共有的情绪，并无高下之分。但我想象施老师“三部曲”中的女性形象，不知何故，总会记起金茂大厦工地底下看护爷叔的眼神。他当然清楚人生不易，却对“还有明天”毫无疑虑。
1991年，音乐制作人李宗盛写了《漂洋过海来看你》。异地的情侣，为了一次越洋重逢，会花半年的积蓄购置机票，连见面时的呼吸都要反复练习。“情”字的分量，可见一斑。“三部曲”聚焦的也是那个年代，一个情关难过仍然趋之若鹜的年代。
直面“爱情”这样万花筒般的繁复字眼，施老师用“不可替代”“不离不弃”和“奇迹”去描述。我仿佛看见，她冥思苦想和奋力敲击的每个瞬间，背后站着一代人的精气神。
我们还相信爱情吗？这是我不敢明确回答的问题，施老师却写了三部小说。我敬佩她的勇敢，也钦羡她的坚定。
骆宾王和纳兰性德都写过“一生一代一双人”。在一辈子的长度面前，诗人的愁绪因凄恻而美丽。然而，此刻，我更喜欢“三部曲”里的一洋一海数代人，正是他们驱策后留下的车辙和前行时挺拔的背影，成就了我们顺风顺水的来时路。
（作者系作家、编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