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不断加快的城市化进程，正在重塑社会结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城市扩张，不仅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也引发了深刻的伦理文化嬗变。新世纪以来，作家的写作逐渐聚焦规模庞大、节奏紧张的都市生活空间，探讨当代人如何面对竞争加剧、技术迭代、消费主义的生存情态，以及由此带来的文化碰撞、道德焦虑和伦理困境。阶层分化、家庭解体、代际冲突、技术依赖、环境危机等主题，都关涉伦理层面的批判反思。对都市生活中日益加剧的生存、心理和精神压力，以及由此带来的人性、家庭和社会伦理危机的洞察，成为城市文学伦理叙事的核心指向。

一

新世纪城市发展与文学伦理叙事形态

城市化及随之而来的人与城市关系的改变，不仅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叙事内容，生成了新的叙事范式，而且带来了新的伦理预设和道德评价风险。新世纪文学中的城市，既是市民生活空间，也是公共文化场域、个人情感容器和时代记忆装置。作家通过对多元人群的社会关系、交往冲突和心理图景深描，来揭示了社会转型进程中，生活表象背后的伦理深度。经过数十年高速城市化，文学叙事不仅在回应社会生活整体变迁、局部生态、微观生活细节等方面，表现出丰富的审美品质和巨大的创造力；而且超越时间和地域局限，呈现出共时性与多元化、日常性与大众化、历史性与全球化等特征。

（一）城市化进程与文学叙事的伦理维度

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不仅重塑了社会结构，带来社会阶层分化、文化价值观更新、生产生活方式变革，也深刻地影响着作家的身份构成、思想观念和创作方向，包括题材选择、叙事策略和审美范式生成等。文学作为城市化进程的动态见证，既是反思现代性的重要媒介，也是回应社会发展、文化演进和生活变迁的重要载体。城市发展形成新的阶层划分和共同体想象，城市文学也在“加速社会”的碎片化中，不断重构能够自洽的叙事伦理，直面城市化带来的物质与精神碰撞，通过在地性书写和跨媒介实验，绘制更具连续性、包容性和精神深度的文化图谱。首先，城市新阶层的崛起带来了叙事伦理的复杂性。随着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新中产”这一社会群体的经济关系、文化趣味和身份焦虑，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但为中产阶层画像的关键是，揭示其既渴望稳定又面临不确定性的脆弱与悬停状态。李洱《应物兄》（2018）的关注点是知识分子遭遇的现实困境，面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溃败、欲望沦陷、文化畸变，以及不断动摇的道德根基和伦理认同，以儒学重建道德秩序和道德理想，无疑是虚幻的。其次，城乡之间的流动性带来新的文化伦理融合与离散。城市化导致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价值观冲突成为文学书写的重要主题，进而表现为城乡文化碰撞下的个体困境与身份迷失。同时，乡土文化的柔韧性并未消失，而是以“回不去的故乡”或“新乡土”形态与城市叙事构成对话。赵本夫《无土时代》（2008）以土地和农耕情结对抗城市的急剧扩张，以重申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来完成对现代文明的深度反思。罗伟章《谁在敲门》（2021）中春明同样背负着亲情伦理、乡情道义和个人自由的尖锐冲突，以生死回响叩问时代难题。另外，全球化与都市空间多元性也带来了隐形的文化伦理冲突与超越。城市作为全球交往与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域，在空间建构和功能区分方面不断更新，人与城市、城市与城市、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结构关系随之调整，城市叙事的时空设定也在不断拓展。比如，南翔《洛杉矶的蓝花楹》（2018）通过一场跨国恋，把文化冲突、代际冲突和伦理反思融入市民生活肌理。

新时期文学在告别革命意识形态后，依然怀有强烈的道德诉求，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新世纪初的新左翼文学思潮论争，都包含了伦理道德层面的追问和质疑。近20年来，面对市场经济、技术推进与多元价值观冲击，社会层面表现出道德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迭代更新，都带来了伦理层面的诸多挑战和困扰。城市叙事在价值判断上不断让渡，作家很少给出道德裁决，反而保留更多悬念，让情境本身成为“伦理提问”。这种开放式伦理叙事，体现了当代社会“价值迷失与再建”的现实心态，也表征了数字时代精神幻象与生存真实叠加的审美趋向。

（二）城市扩张与“他者”视角的伦理想象

城市空间扩张，加剧了人与“他者”的相遇。乔尔·科特金在《全球城市史》概括城市的三大特性为“神圣”“安全”“繁荣”。列维纳斯强调对“他者”的责任先于任何社会规则，主体性的原初状态就是伦理的，时刻与责任担负关联在一起。当人面对“他者”的面容时，就会产生一种无限的、先于一切制度的道德责任（1）。当代城市生活，人经常需要直面超出其社交圈子之外的“他者”，街上的陌生人、被漠视的邻居、农民工、推销员、外卖小哥等。这些“相遇”在文学中的出场，往往意味着主人公在面对“他者”的瞬间，人性被唤醒或面临新的考验。通过这一视角，我们可以考察当代城市文学如何处理“面对面情境”中的道德惯性，承认“他者”人性的重要伦理意义。城市叙事日益聚焦此类边缘或外来者视角，大量作品写到进城务工人员、小贩、出租车司机，甚至违法者的故事，通过放大他们的困境，揭示人们对“他者”的忽视与剥夺。此类作品既可提供道德自觉与理解的同情，也强化了对社会结构与个体处境的反思。比如，徐则臣的“京漂”系列小说，通过主人公在北京城的游荡，折射出底层与主流之间巨大的精神张力与道德沟壑。城市叙事凭借不断拓宽“他者”与“我在”的伦理边界，试图激发更具包容性的道德想象。

城市化进程带来深度的自我怀疑和“他者焦虑”，生存“内卷”强化了时空体验的异变与重构，本质上是主体性在技术理性与资本逻辑双重规训下的异化产物，“加速社会”的时间暴力进一步瓦解了稳定的意义框架，使得个体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既无法确定自我存在，又因过度竞争将“他者“视为威胁镜像，最终形成“自反性焦虑”的闭环，即对自我价值的怀疑投射为他者的压迫性存在，同时反向强化对自身匮乏的确认。这种困境揭示了现代性承诺的悖论，即解放的工具最终构筑了新的牢笼。比如，鲁敏《奔月》（2017）中的小六把自身从既定社会秩序中移除并置换为新“我”，而原有的“我”就成为“他者”。对于贺西南而言，小六也变成了陌生的“他者”。这种线性时间分割出来的平行时空，强化了自我背反的伦理纠缠，隐喻更多个体在高速城市化中的隐匿与寻找、分裂与更生。

（三）城市文化的审美表现及伦理叙事新变

地缘差异生成不同的城市经验、文化认同、情感积淀和伦理关系，城市叙事提供了想象和打开城市的审美方式。作为对经济全球化回应的城市叙事，伦理秩序和社会结构的拆解重组，城市发展中的地方经验、地方文化，人的伦理处境与城市文化心理、反差序格局，共同构成了人与城市共生的在地性写作。城市文学叙事风格也在分化和演变。作家通过隐喻、象征或魔幻荒诞手法，揭示社会生态与政治伦理、人的异化与现代性反思、后现代精神解构与消费主义困境等，进一步深化并拓展了现实主义叙事空间。部分作品书写城市年轻群体的个人主义与社会疏离、情感冷漠与主流偏离、反理想主义与信念消解，贴合城市大众的真实情绪，也间接体现了文学的道德反思功能。

随着城市化程度不断加深，社会生活进入全媒体时代，都市文学的题材和文体形式日渐多元化。犯罪、悬疑、科幻等元素以叠加的形态进入都市文学创作。海飞、李修文、田耳、王棵、王十月、陈楸帆、畀愚等作家跨界从事影视编剧或专注类型小说写作。这种融合进一步塑造了都市伦理叙事的表达方式。而且，城市文学伦理叙事不再局限于传统“严肃文学”版图，类型文学在消费性之上不断拓展生命哲学和伦理思考空间。一方面，类型小说依然追求可读性与新奇感；另一方面，其对社会弊端，乃至人性阴暗面的剖露，也常承担尖锐的道德批判功能。

伦理叙事学关注叙事如何传递某种价值观念或彰显道德价值，从而引导读者思考相关伦理问题。与抽象哲学思辨不同，文学中的道德探讨往往通过人物和故事呈现。城市人口结构调整和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带来城市叙事在结构和视角上的自觉调整。文学作品中常见的多线叙事、人物群像交织、极繁主义、反传奇的日常流、独语体、非线性时间推进、滚屏式对话等手法，是对城市“多声部现实”的回应，以及反逻辑和知觉化叙事的路径探索。文学作品对道德问题的探讨也更倾向于多视角呈现，而非由全知作者居高临下地给出单一答案。这种叙事上的开放性与碎片化，也印证了在大都市里彼此差异极大的群体间难以达成统一的价值判断。作家对城市景观变迁的记录，对城市生活细节的捕捉，对都市人精神世界、心理世界、情感世界的洞察，也为城市化历史留下了文字纪念馆。

二

作为历史记忆和文化镜像的城市文学伦理叙事

城市是人类的生活场域、文化生产和交流空间。作家通过对城市历史记忆和个人生活史的书写，强调时代变迁与个人命运交织所引发的伦理冲突。作家通过追溯城市记忆，直面个体背负的精神创伤，在被打开的生存魔盒和认知框架内重塑文化认同，延伸为与人的存在密切相关的意义生产和道德思考。

（一）城市历史与时代肌理的伦理温度

新世纪城市文学本质上是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多重矛盾的回应，既批判工具理性、物质主义、发展至上理念对人的异化，又试图在历史规律与现实境遇、技术进步与人文关怀、社会约束与个体自由的互动中寻求折中与调和。其核心在于，通过文学想象，把城市从提供生产流通的物理空间，转化为承载文化记忆、伦理反思与人性温度的精神场域；通过历史叙事、民族叙事、民间叙事中的城市记忆、伦理冲突和文化重塑，书写城市自身的发展史，以及城市化进程中人的变迁史。同时，城市作为特有的文化容器和记忆装置，也保存了日常生活美学和都市景观美学的发生及演进。

新世纪城市文学通过多维的时空重构、宏观的时代象征及细碎的日常审美，建构了独特的伦理话语方式。其中既包含对传统人伦关系的反思，也体现了个体与城市相互内置的复杂动态。城市文学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的形构，而是将城市视为承载现代化意识的“主体空间”，通过“器物层”（工业区、地铁站、大型商场、酒店、咖啡馆等）与“人性层”（市民精神、情感关系、文化认同、数字分身等）的双重视角，展现空间的文化象征意义。例如，王松《烟火》（2020）通过绘制市井百工与平民生活图景，构建了一套扎根于民间传统的伦理叙事体系。一方面，人际互助与恩怨分明体现了急公好义的民间伦理精神；另一方面，传统伦常的现代商业伦理的碰撞，揭示了民间社会对仁义的朴素坚守与对恶的本能抵制，最终在历史断裂中延续人间烟火背后的伦理韧性，勾勒出民间社会生生不息的文化图景。

城市文学尤其关注老城区、弄堂、城中村等空间，将其作为地域文化伦理书写的载体。比如，梁凤莲的《西关小姐》（2005）和《东山大少》（2009）写旧城改造，试图在时间断裂中建立连续性伦理，通过饮食文化与城市风情传递城市怀旧情绪，以及由文化伦理认同维系的情感共同体。在“老城”与“新区”的对照中，生与死、罪与罚等主题伴随城市更新得以彰显。再如，苏童《黄雀记》（2013）以少年强奸案为引，展现小人物命运纠葛，探讨罪与罚、救赎与希望，老街巷的拆迁与新城区的兴建，尘封的恩怨与罪恶浮出水面，引发因果报应式的悲剧与救赎，传统伦理秩序在都市剧变中不断解体与重组。

新的伦理期待在市井烟火的流动性中得以复活，进而实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现代城市文学通过“双城”模式（如沪港两地）、城中城模式（如上海租界），揭示时空错位及新旧拼贴，在调和中西冲突中，提供现代意义上的伦理实践。李永东指出，近代城市的“双城”结构（如东方巴黎上海）体现了文明失衡，而中国式现代化需通过文化调和消解这种分裂（2）。比如，夏商《东岸纪事》（2016）以浦东的历史变迁为对象,以小人物的命运悲欢与大时代的动荡变迁为坐标,绘制了一幅色彩斑斓的都市“清明上河图”,浦东的前世今生，大上海的整体和局部，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文化生态，交织成了立体的民间伦理形态，其中包含着复杂的道德话题及人性考量。

（二）城市发展与精神记忆中的伦理冲突

作家在城市历史与时代肌理层面，通过把城市记忆融入个人成长、人际冲突、阶层重置，在政治伦理、经济伦理、家庭伦理、文化伦理嬗变的大背景下，揭示宏大的历史演进和时代发展中的深层伦理动因，以及对个体生活的隐形影响。比如，迟子建《烟火漫卷》（2020）通过哈尔滨的城市烟火与凡人悲欢，直面社会对边缘群体的道德偏见，又在婚姻危机中反思现代女性的伦理角色，展现“自救”与“渡人”的双向救赎路径，以“苦难为纽带”串联起群体的救赎实践，最终在人物的相互扶持与自我觉醒中，完成了对人性善的再次确认与伦理秩序的重建。

城市化带来的孤独感催生了“都市闲逛者”与“精神突围者”，漂泊与突围主题因而带有现代文化反思意味。城市文学通过“街区漫游者”和“历史失踪者”，写出个人的边缘情境、道德困境、疾病困扰、创伤隐喻和精神遮蔽。这些作品聚焦于游走街头却消失于宏大历史叙事深处的人物。他们往往身患疾病或背负创伤，其个体遭遇成为城市精神病症的隐喻。比如，弋舟《刘晓东》（2014）有两个主要维度，即个人之死与时代之思。小说叙事空间、城市具象空间、人物内在心理空间，统摄于精神探索、时代病象及人性观照，通过疾病和灾难等元素将个人创伤与时代创伤叠合，思考灵魂的丢失与复得，时代的质疑与省察，“都市漫游者”形象作为对宏大历史叙事的反拨，揭示个体生命不可忽视的伦理价值。再如，路内《雾行者》（2020）和贾平凹《暂坐》（2020）则聚焦个人命运与城市历史脉络的内在关联。其中《雾行者》写时代迷雾中行走的人们在寻找自我价值与意义的过程中，不断面临道德困境与抉择，揭示社会伦理观念对个人的塑造及影响，反映出特定时代人性的复杂。城市化进程中的时空观异变呈现为“时空压缩”（3）与“空间同质化”的双重效应，由此引发身份伦理的流动性困境：当血缘、地缘的稳定坐标系被职业、消费等临时契约所取代，个体被迫在多重社会角色中持续切换，导致自我陷入“液态身份”（4）的重构危机；传统共同体中的责任伦理与都市陌生人社会的权利逻辑形成对冲，人们既渴望挣脱传统伦理的束缚，又在契约理性的工具化交往中遭遇归属感匮乏。这种时空异化与身份悬浮，最终指向现代性承诺中个人自由与存在意义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三

超越经验主义的现代性追问与启蒙伦理自觉

如果将新世纪文学创作和发展放置在中国城市发展的时间轴（房地产热、独生子女政策后遗症、数字革命等），以及公共伦理话语（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危机”、年轻人不婚不育、网络暴力、虚拟世界多重人格等）中加以考察，就会发现，现实语境对于理解文本至关重要。新世纪初城市文学所呈现的伦理冲突与既往写作明显不同，即在现代性语境下对社会伦理问题的批判性审视和反思，强调文学超越经验主义的局限，直面都市生活中的精神危机和价值缺失，以唤起读者对人性与社会正义的重新思考。

（一）精英视角的社会病象

新世纪城市文学在社会问题和文化反思方面，常聚焦职场竞争、贫富差距、情感疏离、环境破坏等问题，有意强调道德缺失或精神危机，通过多元叙事策略，将精英病象书写作为城市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精神症候。这既是对现代性困境的文学诊断，也构成了对精英文化自身的解构。伦理叙事的文化批判主要针对人的异化，指向城市竞争规则背后的反人性逻辑。

都市社会病症表现为中产阶层的抑郁症、“新移民”的孤独症、知识分子的精神焦虑症。中产阶层在物质围困中摆脱不掉心灵空虚与精神压抑，“新移民”在新环境中感受文化隔膜下的孤独，知识分子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陷入理想幻灭的焦虑。比如，叶兆言《我们的心多么顽固》（2010）描绘了都市中产阶层内心的荒芜、矛盾和挣扎，虽衣食无忧，却深陷无意义感和顽固执念的痛苦中，对现代都市生活的价值产生怀疑。再如，蔡东的《朋霍费尔从五楼纵身一跃》（2016）和《天元》（2018）写到人的多重困境，出走和死亡都是对环境的反抗。陈飞白是一个留在旧时光里的人，但这个世界追求一步致胜，而她愿意留在安静的生活里慢慢体会活着的味道，逃避竞争和求胜是希望重新厘定这个世界的内在秩序，是从时代旋涡中放逐自我。

“精英病象”深刻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知识阶层、中产群体的精神困境与异化状态。精英阶层在高度分工的社会中，身心割裂为碎片化的符号，出现“功能性异化”。这种异化反映了精英阶层在工具理性支配下的身份焦虑，他们既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被规则异化的囚徒。比如，鲁敏的都市小说直面当代人的心理创伤和精神隐疾，《暗疾》（2005）就包含了多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疾病，算是暗疾系列的标志性文本。鲁敏写狂人、病人、孤家寡人、心智失序之人、头破血流之人、心灰意冷之人，细致描写他们的可怜、可憎与可叹，而他们的病态每增加一分，她对他们的感情便浓烈一分。城市文学还将“精英病象”延伸至技术异化领域，如韩松《地铁》（2010）将地下交通系统异化为都市焦虑的实体化空间，陈楸帆《人生算法》（2019）探讨算法对人际关系的重塑。这些作品揭示精英阶层在技术崇拜中的自我物化，他们既是算法逻辑的操盘手，又是被数据规训的对象。

（二）消费主义批判与现实关怀的难度

消费主义带来了个体的精神异化、身份迷失、人际关系疏离。新世纪城市文学通过对消费符号、资本逻辑、技术操控的批判性审视，揭示物欲膨胀与道德崩坏之间的张力，以及人性在消费主义浪潮中的挣扎与突围。如东西《篡改的命》（2015）是金钱权力对人性的考验，也是家庭伦常的物化和撕裂。跨越城乡和生死，汪长尺虽然篡改了儿子的命，却无法真正摆脱身份的枷锁，消费主义最终凭借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完成了对成功标准的格式化。

梳理城市叙事中的启蒙立场与伦理关怀，“亦如近现代以来的文学伦理思想变化与城市化的关系那样，当代文学在呈现现代、后现代城市伦理内涵的时候，绝大多数也属于一种相悖式的呼应，这些文学审美上的现代性也许可以涵括所有呈现现代、后现代伦理思想的文学文本，那是一种反思性的现代伦理”（5）。王安忆《匿名》（2016）通过一场荒诞的绑架案与深山生存境遇，构建了关于身份消解、记忆重构与伦理秩序崩塌的现代寓言。主人公意外坠入原始山林后，在失忆与语言能力退化的困境中被迫剥离社会身份。其与山民、绑匪及自然的关系不断挑战既有伦理规范，暴露出文明社会以契约、血缘构筑的伦理体系在野性生存逻辑中的脆弱，又通过“匿名者”在蒙昧与文明间的挣扎，揭示人性深处未被规训的伦理自觉。都市与山野的双重空间对照，暗喻现代人在技术理性与物质异化下逐渐“匿名化”的伦理危机，最终以主人公回归都市后仍无法重建身份认同的荒诞结局，叩问当代社会个体在伦理秩序断层中的存在困境。

作家始终在关注物欲时代的伦理正义与道德重建，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导致伦理正义缺失、人文精神缺位，物质极度匮乏带来严重的心理失衡和精神异变，都是城市叙事反思和批判的着力点。当主体性对象化为“物”，社会关系、家庭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都在走向异化，人们不得不面对更深刻的伦理困惑。比如，赵德发《人类世》（2018）的主旨是警示人类正面临生态危机、信仰危机、诚信危机、情感危机，甚至种族繁衍危机。孙参的商业帝国覆灭，焦石对科学研究矢志不渝，意味着人类文明的两个发展方向。田思萱和孙参努力去填平那个象征消费主义欲望的大坑，代表作家节制物质欲望、重建精神信仰的文化伦理立场。当代中国城市文学中的伦理叙事，是社会急剧转型中的人际关系、思想状况、精神情感的镜像。把道德思考植入城市日常生活叙事，一方面真实反映当代人的伦理焦虑与冲突；另一方面也召唤读者共同思考未来可能的价值选择。文学的道德力量在其与伦理之间的深层对话，伦理叙事借助人性观照与社会解剖，不仅让读者面对“什么是自由”“何为责任”“如何追求正义与善”等抽象问题，同时思考在当下城市生存境况中，回答这些问题的可行之道。

文学是“社会想象的伦理实验室”，通过可能的道德选择及其后果，让读者一起参与对“如何生活”的追问。随着城市形态与社会结构的演进，这种对道德问题的不断追问与演绎也会持续。在超大型社会里，城市化进程形成无限的新情境与新矛盾，而伦理叙事将继续在文学中扮演启迪、批判与疗愈的关键角色。归根结底，城市文学不只是艺术表达，更是引导人们共同思索城市道德困局与可能出路的伙伴。毕竟，无论城市如何更新，其核心问题始终是在这座城市里，我们应当如何更好地相处与生存，谁又是我们要承担责任的“他者”？正是在这些问题的回响中，城市伦理叙事展现出持久的思想活力与文化意义。当然，如果站在一座城市的地标建筑上极目远眺，不难发现，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对未来充满如此多的想象和不确定性。

注释：

（1）列维纳斯认为，“他者”显现自身的方式跃出了“我”关于“他者”的观念，并将这种显现自身的方式称为“面容”，指向的是一种整体性意义上的“出现”，一种具有伦理性意义的显象概念。见〔法〕伊曼努尔·列维纳斯：《总体与无限：论外在性》，朱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2）2024人文城市研究跨学科学术共同体学术研讨会上，李永东以“‘双城市’模式的文明失衡、新旧冲突与中国式调和”为主题，探讨城市在权力与文化上的双重性质问题。

（3）哈维的时空压缩，指的是时间割裂成无数的当下，历史感和未来感削弱，现存就是全部存在，去除了时间的逻辑链条和深度，我们体验到的是无限的当下时间的叠加。见〔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鲍曼以“液态”来比喻现代社会的个人处境，在液态现代社会，不再有永恒的关系、纽带，人际间互有牵连，但不再着重紧密相扣，可以随时松绑。见〔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5）唐诗人：《城市伦理与文学伦理——相悖式同构史》，《南方文坛》201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