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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形”的孩子——关于“校园霸凌”的社会观察》（重庆出版社2025年7月出版）是作家李燕燕的又一部非虚构力作。该作品是刊于2024年第9期《北京文学》的《校园之殇——关于“校园霸凌”的社会观察》（简称《校园之殇》）的图书单行本。除了主线作品外，“外一篇”作品是刊于2025年第2期《当代》的《长大的他们——大龄孤独症患者的社会融合之路》（简称《长大的他们》）。“隐形”，在书中成为具有暗喻性的词汇，贯穿“主线”与“外一篇”。作品中的人群，或屡遭欺凌身心受创，却因家庭、学校等身边人的冷漠而求告无门；或因心智不全而被外界歧视、屏蔽而孤立无援，成为社会肌体上不能忽略又往往被忽略的暗疾。

李燕燕用文字剖开社会肌理，直抵现实痛点，真实地凸现出弱势群体的伤与泪、诉求与渴盼。

李燕燕本可选择一些更“讨喜”更易获得支持的题材，但她没有。她选择直入现实的暗面，以观察者的视角去呈现问题并探求解决之道。如此写作，难度不言而喻。

《校园之殇》聚焦校园欺凌这一多发性、顽固性痼疾，其触发点在于2024年3月的河北邯郸三名初中生残杀同学案（简称邯郸杀人案）。作者以该案为入口，结合大量案（事）例，对校园欺凌问题的深层原因、危害后果等方面展开抽丝剥茧式的阐述，并向公众发出振聋发聩的追问：我们如何预防、处置校园欺凌？如何真正保护无辜的被侵害的未成年人？

《长大的他们》深度关注大龄孤独症患者及家庭的困境，呼吁人们对“来自星星的孩子”的真正理解与接纳。起初让作者开始动念的，是她的原部队同事张国华和他患有孤独症的儿子，但真正促使她下笔的，是另一个孤独症患者小安。小安渴盼工作但求职无望，天天焦灼地用手机发短信：我今天要不要上班？

一连串无助的问号，如重锤敲击作者的心。大龄孤独症患者的主要病征表现为社交障碍以及情绪不稳，其病因不明也无药可治，惟有采取康复手段加以干预。这些游离于社会边缘的“隐形人”，未来依靠什么？出路何在？李燕燕决心替这个特殊群体以及深陷痛苦、绝望的家庭，向全社会发出沉重而急切的吁喊。

通观文本结构与叙事手法，两篇作品均以扎实的采访为基础，结合专家解析与大量信息相互应证、层层推进，直至抵达作品想表达的主旨。

《校园之殇》侧重以案（事）件为单元，通过对各类校园欺凌事件当事人及监护人、医生、警察、心理学专家等的采访，全面还原和揭示了诸多事件的复杂成因、行为特征、危害后果等，同时深入探究干预、解决和预防的办法。文中以“邯郸杀人案”为“传动轴”，由此辐射到多起与校园欺凌有关的案（事）件以及严重后果，文尾再次归位到“邯郸杀人案”并强化了作者意欲表达的核心主题。

《长大的他们》则以日常生活点滴为讲述主线，很大一部分置于民间公益人士朱佳云的助残项目“一角咖啡”室，以及一群大龄孤独症患者的母亲为抱团互助和自救而合办的“心之屋”烘焙室。李燕燕多次贴近观察并采访多位患者及亲人：从部队退役去南方打工、只为给儿子筹钱做康复的张国华，曾是高校教师的唐毅和年过30岁的儿子小点，陈丽和20岁的儿子小城……大龄孤独症患者就业受阻，无所归依；其家庭深陷困境，苦苦挣扎。让渐渐老去的父母们尤其焦虑的是：一旦他们走后，无法自立的孩子将如何生存？

文中亦有一根无形的叙事“传动轴”，即张国华父子。作者从其境遇入手，揭示出诸多同类家庭的伤痛与挣扎、彷徨与抗争：为让儿子入读普通学校，陈丽每日守在教室陪读；小安的二胎妹妹，自出生便肩负着“将来照顾哥哥”的重任；26岁的小金时常行为失格，其母饱受白眼仍不离不弃……疾病如镜子，映照出父母们疲惫而无悔的身影，也映照出一些家庭的不堪：父母多年怨怼闹到离婚，将成年病孩子丢给社区；“成功人士”以隐瞒来维持自己的“完美人设”……对此，李燕燕感喟：“生而有责，无人可以替代父母。”这流露出行文一向理性、克制的作者内心的愤懑、失望与诘责，也不失对其处境带着无奈的理解。

一个残酷事实摆在公众面前：尽管政府陆续出台政策并加大帮扶力度，但社会保障体系尚不足以解决孤独症群体的求学、医疗、就业、养老等诸多现实问题；尽管人们尝试对他们加以包容和关照，但远未达到真正尊重和接纳的程度。“来自星星的孩子们”学龄阶段接受教育难，成年后就业机会少，到老年被养老机构排斥，其社会融合之路困难重重。同时，沉重的经济负担、巨大的心理压力、无底的时间与精力成本，令其家庭处境维艰，更看不到未来。

一组权威数据令人忧虑：我国新生儿童孤独症发病率为1%，孤独症人群超过1000万，孤独症儿童达到200万，并以每年近20万人的速度增长。个体和家庭不能承受之重，已演变为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我们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病患群体的困境，更是事关社会高质量发展与民众福祉的综合性课题。

至文尾，笔触再回到张国华父子身上，并与公益人士朱佳云、唐毅等人的不懈努力，陈丽等母亲的顽强抗争，台湾融合教育“晨晨跨海去上学”等有效尝试，共同交织出充满温情的希望之光。

笔者还观察到，《“隐形”的孩子》有一个亮点：“文文互文”“以文申意”。作者特意在书中提及另一部同类题材作品，并试图从中寻找、建立一种内在关联，如《校园之殇》之于西班牙作家莫尔诺的校园欺凌题材长篇小说《隐形人》，非虚构与虚构，一“实”一“虚”间形成某种观照，在增加文学性与可读性的同时，进一步深化与升华了作品主旨。又如《长大的孩子》之于纪实图书《男孩肖恩：走出孤独症》（1992年在美首版，2015年中国华夏出版社出版）。《男孩肖恩》的作者是一对美国母子朱迪、肖恩。他们写下这本书时，曾经的孤独症患者肖恩已基本融入社会，成为一名报社记者，也是一位公益热心人士。

在书中，肖恩讲述了自幼被确诊后，父母如何守护、陪伴并帮助他战胜疾病、重塑崭新人生的经历。肖恩的父母以爱与坚持创造了奇迹，给无数不幸的家庭带来了启迪与希望。而肖恩自小进入普通学校接受系统教育，直至读完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的故事，亦说明亲人的爱与陪伴必不可少，社会的尊重、理解与接纳同样至关重要。作者也恰以肖恩的故事为例证，激励更多孤独症患者及家人鼓起勇气与命运抗争。

一个以人为本的健康社会，必然倡导在差异中寻求理解，在尊重中实现共融——只有正确了解、认识孤独症，才能对孤独症群体消除歧视、平等相待，主动接纳、悉心关爱，以全生命周期的专业支持与服务体系，帮助他们融入正常的社会环境，并有机会努力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明天。

这，需要全社会协同努力去完成。

这，也是富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李燕燕的态度和表达。

愿所有孤独症患者及其家庭重获新生。愿所有“隐形”的孩子走出阴霾，在阳光下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