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时代之痛与人性之殇
一方面是热门作家作品及跟风围堵似的批评，一方面是难以出头的新锐作家作品和批评的集体失语，这是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长久保持的一种非正常关系。《青年作家》立足青年，长久关注扶持新锐作者，令人感动且时常给人带来惊喜。这一期推出的三篇作品，尽管风格各异，但其小说味十足，质地明晰且各有所长。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三篇完全不同的小说，竟然都与时代结合紧密，均不同程度地对特定时代之痛和人性之殇进行了无情的揭示和批判，尽管尚有细节值得商讨，但无法掩盖它们的艺术质地和精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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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中，房产经济给现代人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可谓深刻而持久。房产经济时代的生活万象，成了世界各国现实主义小说作家创作的重要题材，比如，美国知名作家和社会问题研究专家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就是一部备受关注的聚焦美国社会极其严重的住房问题的长篇小说。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关于房产经济时代的小说、影视剧也十分火热。朱霄的短篇小说《孽债》，道尽房产经济下的时代之痛与人性之殇，可算房产经济降温后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
小说以两家人围绕买卖同一套住房引入，在有限的篇幅中，巧妙地铺开了两张看似不同实则又有太多雷同的围绕房产核心问题的百姓生活图景。责任、利益、压力、算计、亲情、婚姻、扭曲、病态、生死，一系列熟悉而又痛心的问题迎面扑来，令人应接不暇，深陷于小说营造的情绪之中。
在有限的篇幅中，作家将围绕主要矛盾的真实生活细节集中在一起，形成强大的艺术冲击力。小说围绕梧桐小区26号楼二单元401号住房，牵出了邵瑞云和包工头魏明旭支离破碎的家庭，这曾是他们的婚房，如今却景象惨淡：“阳台上只剩下一棵发财树，叶子发黄，看着蔫得撑不过两周。”在十八年各种难以扯清的利益纠葛中，在邵瑞云毅然决定离婚的当口，丈夫魏明旭突然去世，为了未来的生活，房子也即将易主，就算在这样的境况下，“成了人精”的小叔子魏明延、强势的小姑子魏晓丽依旧自私地沉浸在自己那一地鸡毛的生活中，打起了邵瑞云卖房款的主意。同时，也牵出了买房人郭咏、李彩兴夫妻艰苦而近似病态的家庭。如当下的邵瑞云卖房逃离一样，当年丈夫老郭做工意外去世后，赔的钱全被婆婆吞了去，母亲杨淑娥为了逃避争执，带着儿子郭咏进城打拼，风餐露宿，吃尽苦头。好在郭咏争气，完成学业并在城里有了正式工作，但两代人拼尽全力，也没有买上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更遗憾的是，母亲去世，连墓地都成了问题。最后，郭咏拿出了母子的全部积蓄，再加上老丈人帮助的十万元，终于买到了梧桐小区那套住房。可是，因为孝道，他们病态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小说《孽债》中的故事，作为经历过房产时代的人，绝不算陌生。在现实压力下，包工头魏明旭面对亲人的无尽索取，面对工程款拖欠的压力，面对家庭看似可以理解实则难以调和的矛盾，最终上吊自杀；无奈之下，母亲杨淑娥的骨灰盒也只能和郭咏夫妻同住，这和现实生活别无二致。在房产经济时代，多少幻象的美丽泡影，膨胀着人们的欲望，在时代的疼痛和痉挛中，放大了人性的自私贪婪和善恶美丑。小说的故事，围绕着房子、钱和病态的争执展开，然而，故事的实质，是家、是责任、是孝道、是悲悯和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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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孽债》的严肃，蒋文龙的短篇小说《电影导演遇险事件分析》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风格。没有厚实的现实铺垫，也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只以主人公“我”的视角，抽离现实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两个人物，围绕一个特定事件，并带着机智而俏皮的口吻展开叙述。这类小说更强调“我”的主观心理意识，也更考验作家讲故事的能力和水平。小说同样带着明显的时代痕迹，并对人性的幽微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把“我”的梦想、迷茫、妥协，以及吊儿郎当的不屑、困惑与坚守展露无遗。
小说开门见山：“县城里出了两件新鲜事，其一是前些日子县城里来了一群拍电影的，其二是昨天晚上剧组的导演脑袋被人拍了一板砖。今天一早，警察找到我，说我是行凶的最大嫌疑人。因为剧组的人说，昨天晚上和周导一起去勘景的只有我。”大学毕业待业准备考研究生的“我”和小说仅有的两个重要人物——县中历史老师唐响以及周导顺利出场。接下来在派出所审讯室的一段对白，迅速说明了小说人物的关系，更进一步推进了小说的悬念。导演是不是“我”拿板砖拍的？“我”喜欢唐响，“我”为什么要拍周导？而且，“周导似乎很喜欢我。”
小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节，比我年长的唐响总说“我”把事情想复杂了，说“我”写诗也是“把简单的事情说复杂了”。唐响的简单是什么呢？是她有能力帮我落实了在周导剧组的工作？是因为别人觉得和“我”像师生关系就应该提出分手？是因为她父亲介绍的是现实中有实力的出品人就应该结婚？而“我”的复杂是真的复杂吗？“我”确实喜欢唐响；也确实没法用现实来证明“我”喜欢唐响；我热爱电影，所以听导演说的话：“我们老板是你们这儿长大的，掏了几百万非要搞个长片出来。找来的编剧，写的剧本像屎。”“我”立刻觉得：“我对他的厌恶少了几分。”连在酒吧遇见的漂亮女人都明白的简单道理：“不管是谁拍的，拍烂片就该被拍脑袋。”“我”却没有因此对导演动手，却因为周导对我说了句出品人男子对唐响说的关于“可爱”的话，“我”才对导演挥起了拳头。细想，唐响的简单是真的简单，而“我”的复杂可能是比唐响的简单还更直接的简单。
关于打导演的事情，在派出所“我”矢口否认，在唐响面前“我”却老实回答：“那晚我们打了一架。我没拿砖头，只是给了他一拳。但大家谈论的是板砖而不是拳头。”“我”一味地坚持是拳头而不是板砖，这种看似形式上的区别，却是内心中最倔强的坚持。然而，在“我”被警察放了飞奔去民政局（阻止唐响结婚）的路上，“我”终于向现实妥协。当然，也有“我”不妥协的地方：“当世界变得不可解释，我能做的只有等待，在绝望中等待，并且毫不动摇。”可以看出，“我”并不是不认账的胆小鬼，但“我”究竟在乎什么呢？说白了，无非是理想、爱情和现实。
小说中的“我”，有些吊儿郎当，又明显有些黯然神伤，就好像周星驰的无厘头电影，让平凡的“我”成为一个经济时代的典型人物，面对充满期许又充满无奈的现实，发出了最孤独又最疯癫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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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进入小说《一生何求》，我还简单地以为这是一篇创作手法较为传统的作品，在小说语言和故事设置上，没有过多显山露水，类似于国画中的“白描”手法。然而，再往下读，迅疾产生了新的想法。“如果蒙蔽双眼就看不到婚姻里的欺骗与伤害，可是转过身就听见哭泣的声音，该如何拉下岁月的闸门，挽留一片片随风而去的落叶。”诸如这种充满张力的语言，飞跃在小说故事之上，给人以无尽的思索和美的享受。如果说短篇小说《电影导演遇险事件分析》是善于讲故事的小说，那么，艾诺依的短篇小说《一生何求》，就是善于一边抒情一边讲故事的小说。
小说以多维视角，刻画了“思虑周全的保守分子”叶如桐、大起大落的外卖员王亮、叶如桐离异的领导“美妞”、一心为家却遭遇丈夫背叛的“打卡姐”安姐、老北京网约车司机王师傅等都市人物群像，并通过他们各自的生活，揭示了都市快节奏生活的汹涌，撕开了集残酷、虚伪、现实、复杂、坚强、温暖等多重内涵于一体的丰富人性。
由于物质条件的改善，人性的欲望也随之快速膨胀。乡愁、质朴和纯真，已经一去不返。王亮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典型人物。王亮从乡村走来，赶上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时代，以他的勤劳和冲劲，成功来得理所当然。他在北京开连锁理发店，干餐饮、咖啡和花店，很快“在北京买房买车，甚至准备开拓新的事业版图。”然而，时代的红利来去匆匆，而膨胀的人性却只见潮起不见潮落，行情急转直下，合作伙伴背叛，资金链断裂，接着公司破产清算，巨额债务缠身，“王亮从云端坠落，失去了一切。”好在王亮并不服输，哪怕他还要经受生活更无情的碾压：“那些曾经与他称兄道弟的公司，现在连一个基层的职位都不肯给他。”为了生存，为了偿还债务，他不得不穿上外卖员的衣服。
叶如桐离异的领导“美妞”，唯一的女儿去了时尚之都米兰，她虽是半老徐娘，一天仍换两套旗袍，无聊的生活总在她“破费”的聚会中开始，在各种打着现实生活深深烙印的八卦中结束；挺着大肚子的“打卡姐”安姐要照顾先天自闭症的孩子，在高校任职的丈夫却和刚入职的年轻小姑娘搅和在一起；叶如桐被从小镇赶来的父母的催婚；被外卖小哥从小区往外扔出来的“锅碗瓢盆”和“大幅的结婚照”……小说如电影蒙太奇一般，把这个特殊时代之下的人性善恶，和盘托出，直击心灵。
叶如桐虽然工作稳定，但她对生活似也充满厌倦：“她知道自己接下来的生活就是相亲，结婚，生子，忙碌着生与死，被严格规定着从哪里进哪里出，该从何处张望或低头不语，可浮动的灵魂在一个角落里能固定多久？”她心里充斥着爱情的热烈、现实的无奈、生活的倦怠，矛盾让她内心迷茫，而又表现得如“枣树”一样宁静。
时代之痛，我们必须承受；人性之殇，我们也无法回避。小说《一生何求》以抒情的语言，以电影蒙太奇手法，犹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在划破伤痛的同时，还带着轻柔的美感。小说《一生何求》的成功，其抒情性的叙事语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表现出作家难得的跨越文体意识的创作能力。
尽管小说的结尾还是沉浸在迷惘之中，但小说依旧给我们展示了永恒的人性之光。“有一位老奶奶，每次他（王亮）去送餐的时候，都会给他递上一杯温水。”王亮内心坚强起来：“人嘛，只要活着，总能干些事情，谁还不能养活自己呢？”不是吗？叶如桐最喜欢吃的西四包子铺的包子，说不定哪天王亮就会送到她的嘴边。
无论是风格迥异的小说语言，还是深刻紧张的矛盾冲突，抑或简洁而形象的人物塑造，三篇小说都表现出色。短篇小说真实而集中的矛盾冲突，要具备强有力的逻辑和说服力，这往往不是虚构可以完成的事。文学评论家耿占春说：“一个小说家可能不是一个社会学家，但他无疑知道一种别人不甚了了的叙事形式的社会学。”显然，在虚构之外，小说家必须具备对现实社会生活的敏锐洞察力。但这还不是衡量一部小说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如本期“新力量”栏目编发的三篇小说一样，优秀的文学作品，绝不只是把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剥离出来给大家看，它还有更重要的伦理使命，就是要在社会的残酷和无序中完成对未来生活理想的重构，要在人性的解构和批判中完成对人性美好的现实重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