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样的时刻重新思考如何阅读、研究抗战文学的问题，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事实上，战争年代的作家们也曾一直苦苦思考如何创作抗战文学。老舍当年就直言，“我们今天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便是闭着眼过日子”。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很多作家“不知道战术与军队的生活，不认识攻击和防守的方法与武器，不晓得运输与统制，而且大概也不易明白后方的一切准备与设施”。对于生活在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而言，战争毫无疑问是最大的现实，他们的写作自然无法脱离这个大背景，但也存在大量老舍说的“不易明白”之处。因此，可以追问的是，对他们的写作而言，战争仅仅是一种背景性因素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我们如何认识战争在这些文学中的位置和呈现？在社会实践和文学书写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秘密通道？透过身处的战争，作家们究竟看到了怎样的生活？他们借助何种框架理解那些“不易明白”的与战争有关的问题，并最终以怎样的方式将之编织进文学的叙事当中？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还可以在怎样的视野下阅读抗战文学？

抗战文学的研究视野和问题脉络

既有的抗战文学研究已经非常丰富，并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逐渐生成了多种不同取向的研究路径。其中有两种较有代表性：一是聚焦具体的战役，关注对抗战的直接书写，多涉及前线战场上的相关现实经验；二是讨论作家们在战争年代普遍获得的历史经验、情感结构和审美认知模式，这类研究将抗战文学放置于1940年代的总体战时语境中展开研究，主要讨论不同作家的战争体验及其表达。借用老舍“写战争和战争的影响”的话来说，这两种研究路径或许也可以简单概括为“抗战”视野和“抗战的影响”视野。虽然这两种路径针对的作品不尽相同，其侧重点也稍有差别，但都为抗战文学研究的推进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可以进一步展开讨论的是，如果不仅是一种背景性因素，那么战争如何具体重造着作家的主体并最终改变了文学的形态？这里涉及的战争话题，首先指的就是抗战，而不是国共内战或别的战争，因此抗战文学研究有较为确定的问题对象和时间边界。即使在“抗战的影响”研究视野中，我认为很多文学创作所涉及的“抗战”也可以得到更加具体的呈现，需要尽可能在研究中阐明不同战争事件、经验的差异性及其带来的各自影响。比如，在丘东平这里，抗战多指“淞沪抗战”，他要处理的是正面战场上的直接经验；对萧红而言，她的抗战文学始终回应着“九·一八事变”，其写作意识与东北流亡作家的普遍性创伤体验有关；而茅盾在抗战时期的文学实践与创作调整，则与“皖南事变”、政治挫折密切相关……所谓“抗战的影响”虽然有其普遍性的面向，但总的来说，这种“影响”并不是抽象的、笼统的，而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最终给他们带来的是一个个复杂的、需要分别直面的问题情境，内在地塑造了他们各自的感知方式和观念结构。对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而言，这些具体的战争经验对他们的写作产生着更直接、深刻的影响，这或许也是当下抗战文学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入阐发的地方。

在当时，很多现代作家没有直接投入前线战场、参加实际战斗，因此他们的写作更多是在“抗战的影响”下展开的。即使强调“抗战的影响”，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区隔于抗战，而是表明他们无时无刻生活在抗战的空气当中。正如萧红认为“躲警报”也是一种战时生活，但是要求作家有“抓到”的能力，否则便无法真正“打进”紧张的战时生活中。如果我们承认战争可以大致分为军事面向和非军事面向，那么抗战文学的内容就不仅仅是抗战前线的战斗，还包括社会语境的变迁、人口的迁徙流动、个体的生命体验和记忆等，这也正是老舍说的“战争和战争的影响”。因此，相关抗战文学研究既应关注丘东平这类直接书写前线战争的军人作家，也需要讨论沈从文这种曾经被视为“与抗战无关”一派的自由立场作家，重新考察战争年代的作家们如何捕捉战争经验的碎片，最终熔铸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理路。具体来说，可以将战争年代的文学实践落实为一系列具体的“问题脉络”，如战时生活的形式、组织动员的方式、战争局势的走向、迁徙流动的影响、个体成长的难题、政治挫折的体验、情感结构与观念结构的再造等。正是在回应这些具体问题的过程中，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贡献出了广阔而幽深的抗战文学图景。

“抗战”作为一种方法

受惠于近些年来“1940年代文学研究”所取得的进展，作为其主体部分的抗战文学研究在问题视野和方法路径上都有新的发展。不过，很多研究其实依然是在“抗战的影响”视野下讨论抗战文学，强调战争对作家主体和写作方式产生的多重影响。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除了带来不同维度的生活经验、感知结构和叙事模式外，“抗战”还有可能作为一种方法吗？有时候“后退一步”，退到战争发生的历史时刻和问题情境中，或许能够“抓到”萧红说的“战时生活”，从而真正理解抗战文学曾经抵达过的现实深处，并重新打开那段历史的丰富褶皱。

对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而言，如何书写抗战一直是个难题。因此，当年“七月派”作家会特别关注抗战以后“新形式的产生”“作家与生活问题”和“作家态度”等话题。这些讨论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问题来看，首先是“写什么”，其次是“如何写”。或者说，前者关乎作为具体“内容”的战争，后者则涉及作家们通过何种“形式”来抵达战争经验的问题。正如钱理群所言，即使是那些曾经处于“时代边缘”或被视为“与抗战无关”的作品，其实也暗含着对“战争”的某种体验，只是他们采取了不同的立足点。这个所谓“立足点”，与作家如何进入现实、理解世界有关，其实就是作家们借助的各种各样的“形式”。

将“抗战”作为方法，意味着要重新发掘和考察具体的战争在文本中的结构性作用，并思考这些不同的战争经验如何生成了独特的文学形式。对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而言，“抗战”不仅是一种生存境遇或书写对象，也可能成为他们重新接通生活、再次打开一些难题的媒介。从这个角度展开对抗战文学的考察，会发现很多原先不在抗战文学视野中的作家开始浮现出来。抗战不仅激发了他们的写作，而且沉淀为一种有意味的文学要素，进而催生出新的叙事模式，为我们的重读提供了别样的线索。

正是在社会实践和文学书写之间，大量的文学形式被生产出来，它们既与战争经验形成同构性关系，也保留了自身独特的审美意识形态。这些形式并非完全透明，而是标示出一种无法抹除的差别，有待于我们在细微的文学表达中将之识别出来。

作为“明日的艺术”的抗战文学

在讨论抗战文学时，还有一个问题非常重要，即这些作品虽然写的是战争年代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但其中贯穿着作家自我成长和重造文学方式的努力。抗战带来现实世界的剧烈变动，如果想要真正深入理解这一新的现实，作家们必须不断打碎、重组自己的认知结构，从而创造出更新的主体内核和文学方式。这些文学经验最终催生了丰富的形式实践，因此得以逸出一时一地的限制，而不断向未来敞开。或许可以借用沈从文的说法，将战争年代的文学经验与形式实践视为一种“明日的艺术”。这种“明日的艺术”，“企图在人与人间建设一种新的关系”。这种“新”，既与人的主体、社会现实和文学方式的重造有关，也指向了一种有关未来的构想，其中蕴含着丰沛的历史能量和广阔的研究空间。

“明日”及其相关话语生产是既有抗战文学研究较少关注的问题，但却贯穿着战争年代作家们的写作脉络，是他们的重要关切之一。比如，丁玲在她笔下人物贞贞身上发现了“新的东西”、丘东平塑造出“旧队伍”中的“新军人”、沈从文念兹在兹的“更新时代的牧歌”、萧红没来得及给马伯乐提出的“光明的交代”，以及胡风从路翎小说中看到的“美学上的新课题”等，都是“明日的艺术”的直接投影。可以说，抗战文学不仅对沉重的现实进行叙述，还将触手伸向了历史进程的前端，尝试勘探“未来”的内在肌理，最终指向的是对新的主体、社会和国族的重建的期待。

不过，战争年代的作家们对“明日”的想象，往往关联着一系列“难题”。例如，如何在抗战语境下完成自我改造并获得成长？怎样将个体的经验与抗战的进展、国家的重建结合在一起？有关远景的叙述如何落实到具体社会实践当中？是否可建立一种完整有效的文学形式方案？这既是抗战时期的一些共性问题，在不同政治空间、地方视域下又展现出了各自的现实症结。比如在解放区，远景与革命政治实践密切相关，通常被放置于现实生活中同步展开；而在其他区域，战争的局势更直接地影响了作家们对远景的叙述，特别是随着战争带来的破坏，有关未来的想象往往变得不稳定起来。与此相关的是，萧红的《马伯乐》、沈从文的“十城记”、茅盾的《第一阶段的故事》等很多抗战时期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呈现出一种“未完成性”。这已经成为抗战文学的一种症候，也说明作家们的文学经验及其形式实践依然处于一种敞开的状态中。

这正是“明日的艺术”的特质，其写作者既关注彼时流动的、鲜活的现实经验及其难题，也在感知历史动向的过程中捕捉正在凝结的“新质”，并尝试用各自不同的方式为其赋形。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困境，但战争年代的作家们还是艰难地打开了一种朝向未来、指向我们当下的独属于抗战文学的书写视野。今天，我们依然处于世界变局和战争阴影之下，面临着诸多相似的议题和困境，而这些抗战文学在穿过厚重而漫长的岁月后，终于抵达了战争年代的作家们曾经想象过的“明日”。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抗战文学是一种可以被重新汲取的可贵资源，它们不仅见证了社会历史的变迁，为我们此时的思考提供了种种参照，也最终成为了照亮我们自身现实处境的一束光。正如有学者所说，那一辈的作家，似乎是为我们这些今天的读者写作的。或许，这也是我们当下阅读抗战文学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上海大学中文系青年教师）